1792年腊月初三，京城户部库门外密函纷飞，几位候补主事面对堆积如山的官员履历，轻声议论：“这位王尚进，总算轮到他了。”一句随口的喟叹，道尽清代末叶基层官僚的艰辛。可谁也想不到，王尚进抵达安徽祁门不到百日，乌纱便随寒风一齐飘落。原因非贪墨，亦非失察治安，罪名只有四个字——“交接失当”。
地方官更迭，看似礼仪往复，实则暗流汹涌。乾隆朝例，知县到任有一套固定流程：自京城领凭出发，路条、关文一一具备；踏入境内，须行“迎榖礼”“解任礼”；三日内完成印信、库簿、囚册、城池诸项交割。条分缕析到这种程度，为何仍有人跌进泥潭？症结全在“看得见的账”和“看不见的坑”。
王尚进的经历只是一个缩影。清人黄六鸿在《福惠全书》中把县令视作“代天牧民”而不仅仅是征税吏，他反复提醒新官三件事：帐目要亲翻，牢城要亲巡，师爷要亲选。听来耳熟，却关乎乌纱帽生死。按照惯例，旧任呈上六房总册，税粮、徭役、人口、仓储一一列清。聪明的接替者绝不会仅凭纸面空文，他们会在夜深人静时悄悄让包库胥吏把暗簿端上。暗簿里写着“额外加收”“回扣盈余”之类，被视为县衙续命的“阴粮”。身为主官，若不知此事，好比脚踩浮冰，随时可能坠水。
不幸的是，王尚进偏偏信了表册。他只看公账，不核实仓银；只翻正卷，不细问私簿。交接第三天，他挥笔署名，象征性验库便算结案。谁知半年后，两淮盐政清查祁门库银，先前隐藏的缺口赫然浮出。上司巡抚为保颜面，干脆将新旧两任一并参劾。旧官早已携银远遁，王尚进却成了“到任即亏”的第一责任人，被夺官革职，并代为填补八千两亏空。此刻再回想那几页账册，他或许终于明白“不到库房一步，半世功名散尽”绝非危言耸听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交接中的“亲历”不只针对钱粮。清制规定，新任官抵任翌日须登城楼、巡四角。别看城墙多半破败，这一步至关重要。一旦民变或匪乱来袭，县令是第一责任人。嘉庆七年，直隶某县新令杨某忽视了对北门土堤的勘查；三月后河水暴涨，北门垮塌，县城几成泽国，杨某因此被革。黄六鸿评价：“不巡故地，安能有备？”与其说是防敌，毋宁说是为自己日后少一条罪名。
监狱更是试金石。囚犯名册、案情卷宗、审限期限，件件都要逐一核对。若有人病危未报，或是涉要案却被前任蓄意冷置，新任若浑然不察，稍有疏漏便是渎职。道光十五年，湖南沅陵知县孙廷枢到任，首夜突访狱中，发现一名因错押延审而拘禁三年之苦役。经查系前任师爷故意拖延索贿，孙遂上报平反，此举既解民怨，也让自己赢得上峰青眼。一个小动作，往往决定仕途走向。
交接的另一隐线在“师爷”。师爷不归官府编制，却掌握地方运转的钥匙：谁拖欠钱粮；哪家世家深涉讼案；库银如何潜流；他比主官更熟门熟路。新任不审慎选择，自会步履维艰。万一师爷与旧官串通，哪怕天条在手，也只得吞下苦果。诸多案卷显示，因盲信原班师爷而吃亏的新官不在少数：有的协助销毁旧账，有的诱导新主签字，待东窗事发才知成了替罪羊。
当然，并非每位知县都逃不过“亏空”二字。清中期财政窘困，朝廷短收下派补贴无以为继，“养廉银”捉襟见肘，地方官不得不以加派、摊捐贴补衙门运转。制度痼疾如此弥漫——上有督抚暗示“自筹自用”，下有胥役趁机渔利。王尚进的草率，不过在体系里放大了风险。若他当初按流程实地点库，即便发现亏空，也可按例申报“代查”，拖延数月，等待上峰内部和解，结局或许另一番景象。
有人问：既然漏洞四处，为何不彻底改革？这一疑问在道光年间已有人提出，户部尚书英和奏折中明确写道：“州县亏空，殊属积习，不可一朝尽除。”言下之意，改革如抽丝剥茧，容不得莽撞，地方官只能在“守成”与“免责”之间找平衡。知县交接，于是成了精细的艺活——既要显得清廉谨慎，又要在官场潜规则里全身而退。
再回到王尚进。祁门案发后，他上奏辩称先任“保无亏空”，自己“误信旧章”，所欠之银愿分年补缴。刑部会同户部复核，认定其确无贪墨，但仍以“玩忽交接”重谴，永不叙用。彼时他四十有二，八年等待，一朝断送。乡里传言，他收拾行装返乡时，只留下一句：“读破经史，不如熟算盘。”颇为辛酸。
试想一下，清代1300余个县，每年调任者数以百计，“王尚进们”的故事并不鲜见。档案里有的人倒霉，一到任便顶了前任的窟窿；也有人精明，通过查暗账反制上司，借题发挥飞黄腾达。不同结局，共同的暗线却始终如影随形：交接之时，笔锋比刀锋更利，一纸签字可断人前程。
因此，若要询问“新官上任须防何事”？答案并不高深——账底银子摸清楚，城墙牢底看仔细，师爷人情辨真伪。做得到，乌纱或可不坠；做不到，乾隆也好，道光也罢，朝代更替中终究只是史册一行被划去的姓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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